茶的存在，有一定的被動性：無法選擇所屬之人，無法決定所用之途，無法契合所喜之水；茶的存在，也有一定主動性：即對人、水、具、流程很挑剔，決不苟合，更不會逢迎。鑒於此，人只能投茶所好，以賺取較好的享受。所以，茶雖受人用，但也被人恭敬，否則陸子的《茶經》又何以成為世代相傳與尊寵的經典？
人生來好鬥，也可以說好爭，所以人類的詞典裏有了“鬥爭”和“爭鬥”兩個詞。無論前者還是後者，都會讓人生出不平靜的情緒變化，並由此派生出人世悲歡。
按照傳統的中國茶文化理論，茶是讓心靜的，茶是讓人雅的，茶是讓思維理性的，茶是讓人平和的。照理說，“茶”這個字眼是很難被想像到與“武”這個字眼聯繫在一起的；而“武”這個字眼又極易讓人與“興師動武”這個詞聯繫在一起——該詞中的“師”，表面上是指“軍隊”，實際上泛指由人之體能、技能、物質器具等組合而成的“綜合能量”，其用途是以“訴諸武力”的方式謀取一定利益，這個過程即是“戰”。在中國的茶文化中，確確實實有“茗戰”一詞，即“鬥茶”，這其實也算得一種“冷戰爭”，雖無火光血光，但那茶之芬芳，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“硝煙”？“茗戰”的目的，或為名，或為利，最根本的目的是為“樂”，有人因得名而樂，有人因得利而樂，有人因填補了空虛而樂，等等。
在我國飲茶史上，鬥茶最早大約出現于唐代中期。據《梅妃傅》載：
開元年間，（唐）玄宗與妃鬥茶。顧諸王戲曰：“此梅精也。吹白玉笛，作驚鴻舞，一座光輝。鬥茶今又勝我點。”
這是目前為止中國關於鬥茶的最早記錄。
歷史上最講究、最熱衷於鬥茶的，是宋代。唐代開始的鬥茶之風在宋代時達到高峰，或許這和宋徽宗的“引領風騷”有關。趙佶曾著《大觀茶論》，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：“天下志士，勵志清白， 競為聞暇修索之玩，莫不碎玉鏘金，啜英咀華。較筐筐之精，爭鑒裁之別，雖下幹於此時，不以蓄茶為羞。”他還盛讚“鬥茶”為“盛世之清尚也”。北宋文學家范仲淹在《和章岷從事鬥茶歌》中寫道：“北苑將期獻天子，林下雄豪先鬥美。” 這句話的意思是講：為了向“天子”獻上最好的北苑龍鳳團茶，雄豪們要在上貢前先舉行鬥茶。
關於如何鬥茶，宋代唐庚在《鬥茶記》中描繪：
二三人聚集在一起，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，烹水沏茶，互鬥次第。書中還談到：鬥茶的茶品，以新為貴；鬥茶用水，以活為貴。
北宋江休複在《江鄰兒雜誌》中記載：蘇東坡曾和蔡襄鬥茶。僅就茶品來講，蘇不及蔡。但蘇東坡深諳茶道，見蔡的茶水取自惠山泉，便靈機一動，自己在點茶時改用竹瀝水煎，最終勝了蔡襄。
鬥茶，在當時人們心裏，是一種很鄭重的博弈，“其間品弟胡能欺，十目視而十手指”，結果是“勝若登仙不可攀，輸同降將無窮恥”。
到了南宋，不僅名茶產地及寺院有鬥茶，就連民間也普遍流行茶之風。南宋畫家劉柏年的《鬥茶圖卷》，便生動地再現了集市買賣茶葉時的鬥茶群像……
四個茶販模樣的人，立於樹陰下，各有一套裝備齊全的茶擔挑子，茶、杯、壺、水等一應俱全。一人正在提壺倒茶，兩人已捧茶在手，另一個人正搖扇伺爐烹茶。畫中人物，或凝眸杯中之茶湯，觀其沫，察其餑，端量其華；或閉目細品茶之口感……一個個神態安詳，神情專注，足見當時人們對茶用心之致。人物的刻畫，多用鐵線描，筆力颯爽、細勁，賦予衣飾與其身份相協調的質感，也使人眉目神情更加清朗、舒展、細膩。另外，畫家以疏筆皴擦山石，以魚鱗皴彰顯松幹之蒼勁與斑駁，使人與物剛柔相濟，相映成趣。淡墨渲染出的山與地，蒼翠、舒朗、曠遠，仿佛讓人嗅得出茶香彌漫其間的空靈與秀潤。整幅畫作兼工帶寫，細緻與豪逸並存，人物、茶事與環境，和諧並存，相得益彰，生動傳神。
古人愛把茶比作佳人，所謂“佳人似佳茗”。“佳人”，僅就字眼兒本身就帶給人賞心悅目的快感，更別說細尋思那有血有肉、有情有義、明眸善睞、體態婀娜的可人活物了；再若那佳麗能彈會唱善賦詩辭，那就更是養眼養心了。但中國古代兵法中有一“美人計”，這麼一來，“佳人”依然是“佳人”，卻讓人下意識地與“陰謀”等辭彙聯繫在一起，“佳人”給人的感覺也就大相徑庭了，“可愛”一詞兒是再難跟她們產生聯繫了。而用於“茗戰”的茶呢？當它被人們演繹成沽名釣譽的工具，它還有多少雅氣呢？
早在日本大化革新（645年）之後，茶和飲茶習慣就傳入日本。但到了宇多天皇時，他在寬平六年（894）採納營原道真之議，永久終止遣唐使之派遣，中日文化交流自此中斷。少了對唐文化的嚮往，間接影響了作為文人風雅表徵的飲茶。另外，茶在佛教禮儀的應用過程中，漸漸形式化，缺乏了雅趣不說，而且在法會時煮茶已成為一種很繁重的勞務，同時也演變成奢侈浪費的事。到了天臺座主（延曆寺的住持）良源的時候，他訂定了“廿六個條起請”，以端正僧紀，取締山門惡習,山門興盛的茶煙就此斷絕。直到榮西（1141-1215）從宋朝再帶回茶種，茶事在日本再度復興，繼而出現了鬥茶。但飲茶到了後來，“大異世間常軌之請吃茶”（夢窗國師語），“而今有服茶而致病者”（實禪房語），甚至出現了“財物如山堆積，輪流做東鬥茶聚賭，日日寄合”等社會亂象。因此，將軍足利尊氏在建武三年（1336）十一月頒佈禁止鬥茶令，即《建武式目十七條》之第二條“可被制群飲佚遊事”：
如格條者嚴制殊重，且耽好女之色及博弈之業，此外又號茶寄合，或稱連歌會，及于莫大之賭，其費難勝計者乎！
茶從中國傳到日本，期間的發展可謂一波三折，特別是當足利尊氏把茶會、連歌會和賭博、女色連在一起時，那些將茶視為仙藥的祖師們又會作何感想呢？
茶，可以讓人心平氣和，眼明心淨，與世無爭，也可以成為人之籌碼，與銅臭相融，與陰謀相滲。但人可以用茶去經營俗世榮辱與悲歡，人卻不能改變茶之秉性：生於何處，茶便有何性。惟遇到適合之水、善茶之人與相宜之器具，茶才可以綻放出最佳的生命狀態。所謂“茶緣”，其實是人、水、茶的三位合一。也就是說，茶的存在，有一定的被動性：無法選擇所屬之人，無法決定所用之途，無法契合所喜之水；茶的存在，也有一定主動性：即對人、水、具、流程很挑剔，決不苟合，更不會逢迎。鑒於此，人只能投茶所好，以賺取較好的享受。所以，茶雖受人用，但也被人恭敬，否則陸子的《茶經》又何以成為世代相傳與尊寵的經典？
什麼叫“外圓內方”呢？什麼叫“活得有定力”呢？一個深悟茶道的人，是不需回答的。茶，不是叫人遺世孤立，而是讓人於入世中求出世，於大熱鬧中謀大清靜，於大俗中實現大雅。一把劍，可以用於庭院作擺件，也可用于強身健體，亦可以用於殺戮。劍，即是劍，一把無生無命的物件而已，與是非無關，本身亦無正邪之分，但作為由人製作、使用的工具，劍卻會在不同的人手中製造出善惡有別的結果。所謂“境由心生”，善惡又何嘗不是人之一念？人世悲歡又何嘗不是人之心性使然？茶性即人性，這話能有幾人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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